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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疫苗领域大事记之一，陈一文的新浪微博账号被禁言了。

陈一文，何许人也？请听我慢慢说来。

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欧美发达国家被麻疹折腾得够呛。美国2019年经历了1992年以来最严重的麻疹爆发，全国一共有1282例麻疹病例，其中大多数没有接种过疫苗。

美国历年麻疹病例数 http://t.cn/ESlubcm

为啥没接种疫苗呢？都疫苗谣言闹的。

关于麻腮风疫苗导致自闭症的谣言从1998年开始散播，虽然最终已经被证伪，始作俑者Wakefield也身败名裂，但是这个谣言已经重度污染英文互联网，其负面影响恐怕永远也难以消除了。

中国的情况比欧美好很多，疫苗接种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一方面是因为语言不通导致英文谣言较少传入中国，一方面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明显高于欧美人。

2019年家长对疫苗接种态度白皮书显示，虽然经历了长春长生疫苗造假这种恶劣事件，但家长们对国产疫苗的信心只是短暂地从79%下降到36%，之后又恢复到78%，疫苗及时接种率也从2018年的56.2%升至2019年的66.8%。

在国人对疫苗充满信心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以及互联网与自媒体的越来越发达，疫苗谣言在中国也呈现此起彼伏的态势。

去年12月1日起执行的《疫苗管理法》，也已经充分考虑到谣言对疫苗接种工作的影响，因此有这样的条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散布虚假疫苗安全信息。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应该不是巧合。就在《疫苗管理法》正式执行前两天，11月29日，中国造谣疫苗最给力的那个老头、有52万粉丝的微博大V、崔永元的科学顾问、拥有多国血统的英籍华人，79岁满头白发的陈一文，其微博发出了最后一条造谣宫颈癌疫苗的谣言后，被永久禁言了。

此前，科普界的同行已经多次提醒新浪微博，陈一文3年来长期造谣宫颈癌疫苗以及其他疫苗的安全性，已经引起小范围公众恐慌，建议对其销号处理。然而，我们之前的努力只是换来其账号被取消金V，但他还是可以继续发微博。直到《疫苗管理法》来真格的，微博才动手对其禁言，账号犹在。

但是，就像Wakefield的麻腮风疫苗谣言，陈一文的宫颈癌疫苗谣言也已经污染了中文互联网。微博管理者没有对其销号处理，导致陈的谣言不断被无良自媒体引用，时不时地引起一些公众的恐慌。

请大家注意，上面两张图片都能够正常的看到明显的陈一文顾问微博水印。另外，这些图片排版也很陈一文，深蓝色外围粗框，黑色加粗字体，红色加粗下划线，中英文对照（这个有忽悠效果），引用论文或权威机构（这个最吓唬人）。

2019年春节前初，陈一文又抛出所谓68篇文献证实宫颈癌疫苗严重副作用的谣言。陶医生的小伙伴们在2019年春节期间，放弃与家人团圆的大好时光，把陈一文引用的68篇论文逐个看了一遍，结论并不意外：

所有68篇论文都没有得出疫苗导致严重不良反应的结论，陈一文完全是在扯虎皮做大旗。辟谣文在此科普 | 辟谣关于HPV疫苗的68条副作用，你想知道的文献结论都在这里。

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

未来，还会不断有无良自媒体引用陈一文的谣言博眼球吸粉卖货。我们无法删除中文互联网上所有疫苗谣言，但是可以拿起《疫苗管理法》这个武器，对散播谣言的账号进行坚决投诉。

目前已经上市的4个宫颈癌疫苗（2个2价疫苗，1个4价疫苗和1个9价疫苗）都非常安全有效，关于宫颈癌疫苗严重不良反应的传闻都是谣言。

陶医生认为：陈一文是中文互联网的疫苗谣王，其地位不亚于英文互联网里制造麻腮风疫苗谣言的Wakefield。不过现在我们有了《疫苗管理法》这把尚方宝剑，陈一文的造谣疫苗事业估计是后无来者了，他应该会感到寂寞吧。

陈一文为何会孜孜不倦地造谣疫苗呢？其实他不光造谣疫苗，还造谣转基因，还相信水能变油。这一切，都要从他的身世说起。下面这篇文章是《凤凰周刊》2014年总第513期的【封面故事】，为我们揭秘了陈一文不为人知的过去。

喝杯咖啡，开始疫苗谣王的生平故事吧。

特约撰稿员 王琛琪

毫无疑问，陈一文对“顾问”一词有特殊的喜好。

在ID为“陈一文顾问”的新浪微博上，他的认证信息为冗长的“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个人简介中则有“自觉做好多方位顾问工作”；发表文章时，行文中他会用“本顾问”指代自己；而他最近为人所知的身份，则是崔永元的“科学顾问”。

退休在家的陈一文依然与众多民间科学家同侪保持着频繁通信。考察具有大陆特色的民间科学家群体，不难发现其共同点：生长在那个逝去的红色年代。

今年年初，前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赴美国调查转基因的纪录片，在传播广泛的同时，也因调查方法严重缺陷而饱受争议。纪录片中，坐在崔永元身边那位满头白发却依然精神矍铄、笑容可掬的翻译，便是现年72岁的陈一文。

这位具有二分之一犹太血统，四分之一华人血统，黑人血统、法国血统各八分之一的英籍华人，在2013年末和崔永元走到了一起。陈一文说：由于崔永元身边缺乏一个既懂得转基因又通晓英文的助手，在转基因领域关注颇多的他，即成了陪同崔永元在美国进行采访的不二人选。

陈一文在中国大陆反转基因阵营中知名度颇高，他自称反转基因事业是“全球人类维护自身健康权利的人民运动，具有反法西斯性质。”陈一文于2009年投身这场“反法西斯的人民运动”，虽然没有收入、没有养老保险，也不在乎。只是长期赋闲在家不挣钱还是会招致妻子的不满。

自上世纪80年代始，陈一文就一直在“推动中国科教事业的改善”。除了为 “反转基因”四处奔走，他还一直为已公认为骗局的“水变油”项目正名，并长期追踪调查科学界同样公认难以实现的地震预测。陈一文始终被拒于科学共同体之外，但至少在他看来，这是主流科学界的损失和错误。

不爱科学，爱哲学

1942年，陈一文出生在二战硝烟中的伦敦。他的母亲贝蒂夫人忍受着苦痛的折磨：作为一个犹太人，选择嫁给中国人让她和家族产生不睦；而生下陈一文后不久，她又患上了肺病，6年后因病去世。

如今谈到母亲，陈一文只有很淡的印象——因为长期住院，她从来就没抱过年幼的陈一文。她给儿子留下的遗产，除了混血儿的长相，只有陈一文口中的“浓重的东方情结”。据陈一文形容，母亲是因为热爱东方才嫁给了华人，而她对中国的未来始终抱有美好期待。

母亲去世两年之后，改变陈一文一生的转折点到来。1950年，陈一文随父迁往新政权建立不久的中国大陆。在做出决定的那段时间，陈一文的父亲陈依范与孩子的犹太舅舅产生了严重分歧。最终，想让犹太民族多一位男丁的舅舅败给了生于南美特立尼达的客家人陈依范。

“刚开始在北京生活的几年并不愉快。”陈一文说，父亲回国先后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人民中国》与外文出版社《北京周报》工作，他们因此安顿在北京。小学时期，因为混血样貌以及海外背景受到同学的歧视时，他会动手砸玻璃泄愤。在汇文小学，著名的“故事爷爷”孙敬修抓住了陈一文扎满玻璃碴流血的手，反被他咬了一口，因此陈一文被开除。

陈一文说，直到转学至特别强调“团结友爱”的香山慈幼院住校后，他才终结了被开除三次的历史，成了“好孩子”。

但是大胆乃至对抗的个性一直延续到中学——抛开语文老师的命题，自己自由写作，尤爱写评论文章。大学就读于北京机械学院后，陈一文甚至很享受在课堂上向哲学、政治经济学老师提出刁钻问题、并与之争论的过程。陈一文回忆道，“同学们特爱听我怎么跟这个教授辩论”。

“我最喜欢两门学科，一个是哲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陈一文自述，热衷于自己从不同领域里概括相似抽象理论的他，会用物理变化来解释政治经济学现象——无论二者间的逻辑关系多么牵强。比如：“金属加热熔化从固态到液态的过程中，存在‘既有液态、又有固态’的状态，就好像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有相通的情况。”

陈一文至今自豪的一件事发生在某次冶金学考试。他在卷子上写道：“由于集中时间写政治经济学论文，没有复习，要求补考。”当时老师答应只要他做好复习的笔记便可让他通过。但他仍无兴趣复习专业相关知识，而是写下自己的哲学观点来代替。没想到的是，最终结果相当理想：“老师很高兴，还借走了我的哲学笔记。”

到了“全面否定前十七年教育路线”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与科班教育“八字不合”的陈一文终于解放出来。他的学业还在此期间中断三年，在1967年短暂的复课中——按他的话说——“稍微弄了弄就毕业了”。

从工人到民间科学家

1968年，机械铸造专业的陈一文，被分配到抚顺挖掘机厂当工人。直到今天，相比大学他仍然更感激工厂里的两年。“师傅教的东西书上是没有的”。

陈一文非常服膺XXX具有反智色彩的“去专业化”“去分工”教育思路，他以自己的经历阐述道：“学生应先去工厂、农村接受锻造，然后带着体验中总结出课题来上大学。学生没必要所有学科都从ABCD学到XYZ”，可以在老师指导下围绕自己的课题对相关学科进行选择性学习。”在他看来，学生在学术上没有基础并不是问题。

不仅仅实践和推崇XXX的教育思路，2008年汶川地震后，陈一文撰文抨击世界各国政府对地震预测者群体的压制。文章的一开始，陈一文便写到要“继承和发扬XXX的哲学思想”。这篇文章至今仍然能在他排版非常杂乱的个人网站上找到。

相比那个年代流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白专路线”的话语，陈一文褪掉了其政治色彩，认为知识的专业化只会生产出雷同狭隘的学生，作为大工业分工流水线的必然结果，这会扼杀许多拥有奇思妙想的人才。

1970年，陈一文留在工厂做技术革新工作，之后又担任科技情报员。在接触科技信息的过程中，陈一文开始逐步关注民间科学家群体。

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时，陈一文总爱提一个故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目睹惨景的他提出了质疑——诱发强烈地震的“巨大能量”必然存在“力积累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整个科学界却对此毫无察觉？长期困扰陈一文的问题还有“李约瑟之问”——为何古代中国技术发达却未萌芽出现代科学？

陈一文对问题的解答一直拖至90年代初期。从工作中闲下来的陈一文开始寻找答案，“看杂志、看报纸文章、看电视、看展览”，生活中的信息都在为他提供灵感，也正是这些材料而非学术界被其批判为“禁锢学术思想”的期刊与评议，构成了他“开放式思维”的知识来源。他坚信，民间大量存在着足以改变世界的原创科技研究。

1990年，《经济日报》的一位编辑向陈一文介绍了一位名叫孙威的民间科学家。孙威曾在1976年后“发明”了六种检测地震前兆的仪器，自称可以通过这些仪器实现地震预测。如同所有自以为能推翻力学基本定律、推翻相对论、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发明永动机的众多民间科学家一样，能“预测”地震的孙威也必然在学术界遭遇挫折。此后，孙威将所有研究的材料和成果锁在大箱子里，“不愿意再碰它”。

陈一文却对此笃信不疑：孙威的工作态度打动了他。“孙威的工作笔记，记的非常详细——谁来了个电话、参加了个什么会议，谁发言，哪个单位的，讲了啥东西，记录非常清楚。”在看了大量孙威的工作笔记和图纸后，陈一文认为他的发明“不可能是编的”。

90年代前期，在孙威的介绍下，陈一文从一个观察者，慢慢地融入了民间科学家的圈子，并且加入了后来长期担任顾问的地球物理协会和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开始研究灾害预防。

“阴谋与打压”解释一切

陈一文坚信民间科学家所提出的理论具有极大价值。他把主流科学形容是桌子上的一桌珍馐，而“有人突然把桌布连菜带所有的东西连桌子整个颠覆，让你看到下边，有一道比这个丰富得多的宴席”，这就是陈眼中民间科学家所做的事情。

正是有这样的“理论自信”，陈一文认为中国大陆科学发展出现的首要问题，正是民科们以及民间研究的传统仍然为“还不明白的原因”所打压。主流科学界和科学权威是陈一文抨击的首要对象。“让任何一个领域的权威，那种开国际会议坐第一把交椅的去拜一个大学都没上过的人为师，那也太掉面子了”。陈一文对相当多的问题都有一套迥异于主流学界的解释。

他以灾害防治举例，“非主流研究者们对气象灾害的预测越来越可靠，而不是越来越差。全球变暖并没有撼动自然规律作用，而主流学界用全球变暖作为他们预测气象灾害失误的原因——民间科学家的水平比他们主流科学家高得多。”

不过，陈一文并不喜欢他和他的同僚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

在他看来，这顶帽子本身就是打压民间研究的证明。对于民间科学家们广泛持有的荒诞不经的观点，陈一文认为：“其实这恰好是原始创新的特征，科学家的普遍观点把原始创新的特征说成是伪科学的特征”。

为上个世纪90年代的“水变油”诈骗事件辩护，成了陈一文维护民间研究的重要例证。陈一文坦言，“水变油，实际上推翻了物理学、化学、核物理学一系列的基本理论”。

1984年，哈尔滨市一个普通司机王洪成自称掌握了能够让水直接变成油的方法：只需要在水中加入少量王洪成自己配出来的催化剂——“水基燃料膨化剂”，水分子和“水基燃料膨化剂”中的分子相结合，就能生成之前并不存在的碳元素，并与水分子中的氢奇妙化合，让清水变成燃料。陈一文说，“当年哈尔滨有一部分公共汽车就用这个东西，跑了一段时期”。

虽然，陈一文并未接触过王洪成，也并未亲自看过该实验，但他仍然对这个实验深信不疑，“我亲自接触过若干位直接见过这个实验的人，也看过几个更著名的科学家，包括钱学森、王淦昌，他们对于包括王洪成和水变油的评论，都是有报道的。”

在网上检索这些散见于个人博客、论坛的所谓“报道”，绝大部分来自民间科学家的自说自话，行文风格近似大陆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主旋律伟人故事。另外，陈一文宣称自己已掌握了互联网上关于这个实验的不少关键信息，“更多的信息让我知道前因后果详细的情况”。但由于保密原则，他说这些信息并不能透露出去。

王洪成在研发出“水变油”的保密配方之后，便将这一试剂大规模推向商业销售，但接连遭遇消费者对产品并不生效的投诉。1993年，王洪成以销售伪劣产品罪被法院判入狱，至此，“水变油”风波告一段落。同时，“水变油”成为每个初中学生化学课程上必讲以及往往会在考试中出现的“反面案例”。

对这个事件，陈一文解释道：一是早期的实验还不成熟就急于推广，二是由于“他弟弟将催化剂溶解在肥皂里以保证配方不被泄露，而影响了反应效果”。

但最终陈一文把导致王洪成入狱的矛头指向了所谓的“利益相关机构”，他认为，“水变油”的低成本，会造成“世界能源结构，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的产油国，所有依赖能源输出的国家都要垮，整个世界就乱了”

陈一文更强调：王洪成“水变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伟大的原始创新发明。对于这项发明，中国必须发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势，做出周密的“水变油”分阶段推广和传统能源分阶段退出的安排，才能够避免“天翻地覆”混乱。

陈一文热衷讲述的另一个案例是：只读过中专医校的民间科学家赵学胜“发明”出了一种新型的“铁-锰-铝-硅-氮”不锈钢，其成本是传统不锈钢的50%。但在推广时，遭遇到了“天大的阻碍”。陈一文站在不锈钢工业利益体的角度想象：“不能让这个东西出来，你这等于把我买卖全砸了，有你这个东西我们干什么，我们喝西北风去？”

在工业方向外，陈一文认为一位名叫宋安群的女士推翻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宋安群患上了严重的浮肿病，自称用“耳针疗法”给自己扎针，得到了好转。

据陈一文介绍，宋安群由此觉得“医学一定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与王洪成、赵学胜以及陈一文一样，在毛泽东时代奠定世界观和知识结构的宋女士由此走上了民科之路。她甚至研究出进化论有两个基本点实际是错的。毫无疑问，她的“理论”被生物学界视为儿戏。但这并不妨碍陈一文对她的“理解”，“从事纯理论研究的那些人他们接受不了”。

“在民间科学界有大量的‘原始创新’遭遇到利益集团的黑手，找不到任何支持而早夭。” 陈一文无奈地说道。

利益集团的“阴谋和打压”成为解释一切困境的法宝。作为一种弱者想象，凝聚着民间科学家群体的人心。阴谋论不需要去证明，而基于科学事实对民间科学家的反驳，则会被当作“打压”的体现。

反转基因：比崔永元走得更远

正因为见过了太多“遭顽固学界和利益集团打压”的例子，陈一文极力希望改变中国大学制度的整套体系和研究方法。“赵学胜如果上了钢铁大学，学了冶金，还会有他这个发明吗？”

“中国任何一个多学科的大学，请我去做顾问，我保证在五年之内，它的排名可以非常显著地升上去”。陈一文对自己的教育理论具有十足的信心。

为民间研究正名的另一面，是拒绝接受主流科学界的研究方法。数学模型就是陈一文重点批判的研究方法之一。“国外特别讲究建立数学模型，高度抽象，而且往往抽象里边很多信息已经失真，主观的成分很多，脱离了原始的状态”。

在询问到陈一文自己的研究方法时，陈一文表示由于缺乏资金和条件，他不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科学实验，而是追踪非主流研究者的成就、方法，并整理得出结论。

关于资料收集和分析方面，陈一文主张“如果你能够掌握一千条信息里面最最关键的三条信息，你就能把握住这个专题——如它发展的动态、趋势，然后你就能够提出正确的建议。”

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由于民间科学界并不会承认主流科学界的SCI论文系统，自然谈不上会去引用相关的论文资料。实际上，在陈一文对转基因问题的研究中，并无任何一篇引用文章出自SCI数据库。另一个原因是，“看他们的论文需要付费”，而没有经费支持的陈一文自然不愿意掏钱。

陈一文个人微博和网站上文章引用的出处，大多是来自一些简单的生活介绍类杂志；而陈一文也坦承，其信息主要来自互联网和他的伙伴投递的资料。

这些资料与杂志构成了异样的知识来源，并令陈一文坚信：放弃吃转基因食品，改为吃有机食品，能够得到奇特的医疗和保健效果。

“在超市里接触到一个癌症患者。他就是通过网上了解、大夫建议，没动手术，也没做化疗。就是通过100%吃有机食品，瘤子越来越小，一直到好。这样的例子不是一个。而且，美国现在慢慢的变多的大夫，跟癌症患者建议，一定要100%吃有机食品。”这是陈一文在美国采访时的发现，在崔永元的纪录片里，这样荒诞的例子得到了很多呈现。

在反转基因问题上，陈一文比崔永元走得更远。陈一文否认了他和崔永元不和的传闻，但是他也承认，在某些理念上自己和崔永元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他们其实就是为消费者（担心）标示不标示的问题，而我呢，对这个事情研究的更透了。”

陈一文强调，“崔永元的‘科学顾问’”是有人为攻击崔永元恶意制造的说法，自己以志愿者身份不取报酬协助崔永元临场“同声传译”而已，崔永元从来就没任命或向任何人介绍陈一文是自己的“科学顾问”。

虽然自称为“同声传译”，但陈一文认为自己在转基因领域“很懂行”。2013年12月初，美国大使馆主动和崔永元联系，希望做一个双方前期的会谈。陈一文认为美使馆派来的人意图在忽悠崔永元，“但是没想到有这么一个陈一文，比他们还懂行，比他们还了解情况的人。我到美国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跟他们提出来，你们到底做没做过实验。（FDA）没法面对，在镜头前没法回答”。陈一文说，这导致拍摄团队到达美国之后，遇到了不少来自美国官方的阻碍。

陈一文对于转基因农产品在市场的销售也有一套独特的处理方法。他认为，“有头脑的中国投资者应该把有一定规模的超市控股买下，然后改造，把转基因的东西都赶出去不卖。”当然，收购中国境内超过1.2万家大型超市需要一笔超出想象的巨额资金。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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